章节内容

1引言

2关于军事科技的几点思考

3军事科技的作用

4军事革命争论

5新科技的挑战

6结论：军事科技的未来

读者指南

尽管通常我们认为，科技的发展和融入军事力量与战略是简单平常的事情，但科技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有争议的。与其他因素（如训练或士气）相比，科技在取得战斗胜利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存在争论。对于某些科技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整合到军事体系中，而其他科技却没有，学者们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科技革新的速度也是不一致的：一些科技和项目成为军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其他科技和项目很快就过时了，被丢弃了。更加复杂的是，今天的一些观察者认为，世界正在见证一场军事革命，这是一场相对罕见的事件，当科技与军事结合在一起，战争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本章探讨了这些问题，并描述了军事革命在军事体系中产生的一些变化。它还提供了一些关于可能改变未来战争的新兴科技趋势的观察。

军事历史学家无法决定人们如何看待军事科技，比如一些科技专家和军事爱好者着迷于研究德国坦克各种型号之间的细微差别。当代的政策辩论大多集中在科技决策上，购买多少架飞机，什么型号，周期多长等等。公众一般倾向于将作战中非凡的，甚至是神奇的属性归因于现代军事科技。相比之下，许多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技能和组织的有效性决定了战斗的结果，而不是硬件。对科技重要性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尽管有时会在对特定方面的评估上发生争辩，但辩论很少发生在概念层面。因此，本章介绍了有关军事科技的一些概念，然后讨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科技问题和发展趋势。

作为一个初始的问题：“军事科技从哪里来？”我们经常认为科技是一种预先确定的东西。在这个共识之上，科学家在战争中开发科技就像人们走在一条走廊上，走廊两旁都是封闭的房间，里面装着宝箱。过程就像沿着走廊前进，打开门，拿起箱子。换句话说，科技的成果，对于那些拥有门的钥匙并有能力搬走宝箱的人来说才是有益的。

然而，事实上，研究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历史学家时常会反对这种观点。各种力量塑造了科技，但其最终形式绝对不是预先确定的。沿着这种思路最容易出现的观点是“发展源于需求”，即军事科技的发展是为了满足特定的军事需求。然而，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亨利·彼得罗斯基提出了“失败推动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首次应用于他对桥梁建造史的研究，但也适用于军事科技。在这一观点中，新科技作为对现有科技中一些可察觉的失败或错误的反思而出现，其他科技发明理论产生于审美或其他感性解释，如习惯或便利，这些不同的理论对创新如何发生或未能发生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例如，美国在越南成功部署过无人驾驶飞行器（UAV），为什么要花30多年的时间才将其引入军队？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科技还不够成熟，没有迫切需要无人机的任务，科技没有明显的短板，或者最后可能是被敌视无人飞机概念的飞行员阻挠等。

这些理论中没有一个是令人完全信服的。然而，它们会促使我们更仔细地研究军事科技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存在。例如，各国在军事科技方面会有独特的风格：以色列的Merkava坦克与美国的M1Abrams就有一些不同。这些变化反映了两国在设计理念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源于两国预设的作战地域（缓慢的以色列坦克是为岩石构成的戈兰高地设计的；速度更快的M1Abrams坦克可以最好地发挥其在沙漠战争中的机动性能）。以色列人对乘员安全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时接受了机械效率低下的事实，因此他们把发动机放在乘员舱的前面，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放在后面。在装甲战中，大多数攻击命中在坦克的正面装甲上，此时发动机可以吸收炮火的冲击。美军坦克则配备了一台油耗很高的高功率涡轮发动机，以保证在战场上为他们的坦克带来强大的动力（见表7.1）。

不同国家军事科技上的设计风格可能反映了关于战争的政治假设。例如，2012年美国准备大量购买短程的F-35联合攻击战斗机。这一决定反映了一种政治假设，即美国可能有较大概率获得可靠的前沿基地，并且将在距离对手几百英里的范围内进行作战。虽然这一假设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要想深入了解国家军事科技设计风格的精髓，一种方法就是询问设计师进行了什么样的权衡取舍。所有的设计师都会在所需的硬件功能中做出选择，所有的军事科技也都会反映出这些选择。坦克有三个基本特征：防护性，火力和机动性。增加装甲量，就会牺牲坦克的快速移动能力；装备一门小口径、低后坐力的加农炮，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机动性，但因此火力会受到影响；增加马力，就会影响坦克的大小（防护能力）或它可以走多远（机动能力）。

军事科技也反映了相互作用的过程。曾经的坦克没有在今天变为60吨的怪物，是受限于他们的动力系统、武器和关键的装甲技术的发展。坦克装甲曾经由轧制的同质钢组成，而今天，它可能由各种各样的复合物质材料组成，包括合成金属和陶瓷层的复合材料，以及金属和高能炸药的夹层。这些变化也映射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坦克武器的发展，即所谓的聚能炸药——炸药被配置成能够产生一股穿透装甲的热金属射流。即使在和平时期，措施和对抗措施也决定着设计者做出的选择。这些相互作用创造了一种进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武器系统进入了它自己的“生态位”。就像鸟类和蜥蜴进化出各种令人惊叹的秘密武器来对付捕食者，而捕食者又会产生一系列的适应能力，使它们能够找到并捕捉它们的猎物。武器系统也是如此。就像自然界一样，互动可能会产生奇怪的结果。与特定环境的高度契合使得某些武器平台完全不适合在其他战场使用。例如，前两代隐形飞机通过巧妙的外形设计来避免被探测到，这些外形表面会分散或吸收雷达能量，这使得当时的雷达科技很难（但也并非不可能）探测到它们。然而，它们奇特的外形设计使它们比其他飞机的速度更慢，操纵性更差，在白天容易被光学探测发现，因此它们变得只能在夜间使用。

在评估军事科技时，也应该考虑隐藏在背后的科技。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坦克相对于法国坦克的优势并不是优越的装甲、武器或发动机，而更多的是一项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科技——无线电。很多情况下，军事系统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旁观者们容易发现的，但是掌握这些科技在战斗中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队不仅要与日本人作战，还要与疾病作战。杀虫剂和轰炸机、战列舰一样，为美军赢得了争夺新几内亚的战斗。

人们应该考虑科技整体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它的部分。一位小说家这样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艘军舰：可以把这艘船看作某种巨大的海洋动物。舰桥上的指挥室是动物的大脑，电话和网络是从它辐射出来的神经，将大脑的决定传送到将要执行它们的部分。螺旋桨是动物的尾巴，机电舱形成了驱动尾巴的肌肉。而武器则是动物的牙齿和爪子。在甲板上面的各种观察设备，都是动物的眼睛，四处寻找猎物——敌人，而信号旗帜和无线发射器是动物的声音，它可以用它们发声，向同伴发出警告或求救信号。

随着战争的进行，舰艇的指挥系统已经整合到内部，可以说成为现代舰艇的战斗信息中心。但是舰船作战的有效性不仅仅取决于所有不同科技的独立运转，而是取决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运转。武器系统这一术语的使用本身就意味着，将科技组合在一起的艺术比它们各自的能力更重要。相比于大多数其他行动，在战争中整体可以远远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

我们的最后一个概念是科技优势。它并不总是决定性的，但它几乎总是重要的。J·F·C·富勒曾经暗示拿破仑会屈服于克里米亚的“半吊子”英国将军拉格兰勋爵，仅仅因为后者使用的枪支性能比前者更好。直到最近，先进的大国才承认，他们通常依仗明显的科技优势向对手发动战争，而这种优势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当然，科技优势不一定是数量上的一刀切，例如，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一些伊拉克火炮的射程超过了西方火炮6公里或更多（准确地说是30比24公里），就像越南的俄制130毫米火炮射程超过了美国155毫米火炮。科技优势可能被夸大了，也可能是相当微妙的，比如空对空导弹的飞行时间相差了几秒钟，或者坦克炮的有效射程只差几百码。科技优势在心理上可能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或者它可能反映了商业科技方面的短暂差异。例如，海湾战争中美国人购置使用了商用全球定位系统导航接收器，而伊拉克人却没有。

关于军事科技如何发展存在一系列冲突和矛盾的理论。

军事科技往往反映出不同的国家风格。

不同的军事科技国家风格是由多种考虑因素决定的，例如政治构想、装备功能的权衡、交互过程、隐形技术、系统技术以及对科技优势的探索等。

当军事科技停滞不前时，要理解它可能是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关于拿破仑时代海上战争的小说作者，在描述19世纪早期海战的复杂科技运用方面，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现代军事科技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对它的理解将会更加困难。事实上，自19世纪中叶以来，军事科技的变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的军队已经拥有机关枪和飞机，他们的困难在于是否认识到新科技可能带来更广泛的变化，时至今日也是如此。由于强大的体制原因，军事组织倾向于将新科技融入旧的体系和运行框架。

在评估科技变革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是数量上的还是质量上的变化。这是一个比看起来更复杂的问题。速度、保护、机动性或有效载荷范围的增加，仅以几个设计参数为例，都是定量的。虽然它们可能具有累积效应，但本身不能给战争带来根本变化。然而，有时表面上的渐进式改进实际上预示着质的变化。例如，早期的枪械提供的杀伤力远低于良好的长弓；船用燃油发动机提供的速度比煤动力的同类机型略有提高；第一代空对空导弹相比于瞄准良好的炮火，仅提供了微乎其微的性能优势。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作战方式的剧变。掌握长弓可能需要一辈子，而掌握步枪只需要几个月的训练，它的附带特性——噪音、烟雾和闪光，虽然对敌人身体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它们使武器变得更加可怕，从而对敌人心理产生震慑。燃油动力减少了船员的规模，提高了船只的速度，最重要的是使世界上的油田成为首要的战略资源。改进的空对空导弹的能力大大超出了成熟的飞机火炮，达到了与远超视距范围目标交战的程度。

当代观察家往往也会犯错误。军事组织(特别是美国海军)自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试验卫星导航系统，然而，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的经验才使普通的水手、飞行员和士兵意识到，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将导航的各个方面从艺术转变为科学，或者具体说是军事科技。相比之下，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核武器的出现使一些专业人士相信，所有的军事组织都必须进行彻底的重组，以适应新武器的发明。然而，事实证明，只有特定的军事组织才需要调整他们的策略和结构以适应新的武器。军事组织和作战平台不会以统一的速度变化，军事科技的某些方面在几十年来的变化就很小。比如参观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你会感到震惊，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作战程序几乎没有多少改变。蒸汽弹射器本身是二十世纪中叶工程学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设计的倾斜甲板上将喷气式飞机弹射升空。船员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运动衫，每一件都标明了他们的职责，他们的工作就像他们的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做的一样。在船舱里面，航空长官和他(她)的部属使用大型面板上的模拟飞机跟踪飞机的运动，面板下面的显示屏则显示了所有飞机的状态。尽管也有一些重要的变化，比如更精确更强大的武器、更好的情报获取能力和更先进的战机等。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一个营的伞兵部队，他们准备降落到一个机场并夺取它。他们的飞机C-130设计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6年首次服役，里面挤满了携带降落伞的人，其原始设计同样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训练、装载和部署这些人的过程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一些军事进程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例如，一场现代大型沙漠装甲战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抗有一些相似之处：大量笨重的装甲猛兽在开阔的地面上机动，产生大量的烟雾和灰尘，在混战中周旋，通过更迅捷的射击和更冷静的决策获得优势。但很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今天的装甲战斗可能会在晚上进行，使用热成像设备，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这种设备在很多方面都比光学瞄准器更好。因此，对于现代装甲部队来说，白天和夜晚的能见度没有明显区别。这与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的夜战情况相去甚远，在那次战斗中，叙利亚坦克使用粗糙的红外线设备在白天袭击。今天坦克的装甲、火力和速度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要强得多，坦克的尺寸也是如此。这些都是重要的参数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配属武器的准确性。一套校准良好的火炮系统，即使是能力一般的乘员，只要在激光测距仪和弹道计算机的帮助下，也可以在几公里的距离内准确命中目标，这是坦克战斗方式的重大变化。

有时候一些变化会从根本上改变战争。例如，现在的首次空中突击完全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或朝鲜战争期间的情况。在一到两个晚上，一支战斗力较强的空军可以直接摧毁敌人的防空系统，而不是通过与对方的战斗机进行消耗战。现在发达国家的武器库中随处可见精确制导武器，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证明首次突击可以使敌方陷入瘫痪。这并不是说空军可以比过去做的更有效率，而是它可以做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比如在有可靠情报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次顺利的空袭就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通信系统，部分原因是通过攻击以前不容易受到大规模攻击的目标，如中继塔或交换中心等。在精心搜集图像情报的基础上，由远程驾驶无人平台携带的精确武器被美国广泛用于暗杀南亚和中东的嫌疑恐怖分子。

理解军事科技的作用的问题之一是探究不断发生的变化过程。

评估科技变革效果是一个难题，涉及到质的变化和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难题是，一些科技产生影响的速度很慢，而有些科技的影响要直接得多，也要激进得多。

当一系列变化汇聚在一起时，结果就是一场革命，尽管一些士兵和历史学家会不认同这个观点。正常情况下，军事科技只是以更快或更慢的速度不均衡地发展。然而，偶尔当几个发展结合在一起时，会产生更剧烈的转变。因此，在19世纪中叶，电报(实现了当局和军事指挥官之间以及大型军事组织中指挥官之间的实时联系)、铁路(实现了军队在冬季或在进行歼灭战时大规模机动和驻扎)和步枪(实现了步兵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的射程上作战)的结合，改变了战争。德意志统一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群体性冲突涉及工业化集团，并标志着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和有限的地域结束战争。正如一些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它们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观察家认识到，一场军事革命正在进行。当时的苏联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认为现代常规武器很快就会拥有战术核武器的效力。诸如机载雷达等远程传感器与精确制导武器相结合，将使我在敌方装甲部队接近战场之前就能够发现和摧毁它们。苏联军事领导人提出，美国凭借其优越的科技基础，将推动这些发展，其结果将非常不利于苏联，因为苏联依赖于多波次的装甲部队，这些装甲部队可以从苏联西部地区进入欧洲。

在西方，一些科技专家对武器系统有着类似的期望，虽然表达得不那么清晰，但这种系统将精确度、射程和最重要的“智能”（能够锁定，甚至选择自己的目标）结合在一起。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广大军官相信战争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的不对称性，不可否认的精确制导武器的有效性，以及一系列配套军事科技的出现(例如隐身，实际上是一系列科技)使许多观察者相信，战争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海湾战争使人们最先意识到作战方式变革，这在此后十年中持续进行的较小规模军事行动中不断被证明，包括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的反复打击，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而对南斯拉夫采取的行动。美国和它的盟国使用的主要是制导武器，以极高的精确度和可以忽略的战斗损失进行全天候攻击。同样，特种部队、无人机和携带精确制导武器的飞机编队，在2001年对阿富汗的塔利班部队造成了公认的毁灭性打击。2003年，美国正规的地面和空军部队占领了伊拉克，并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就粉碎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及其公认的相对落后的军队。

然而，有关这些变化的概念描述仍然比较模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上将威廉·欧文斯将它称之为“体系作战”，结合它们的实际成就将其描述为新科技的制胜能力。他认为，通过将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与情报、监视和侦察相结合，并大大提高处理和分发信息的能力，使美军具备在200英里范围内发现并摧毁任何敌性目标的能力。军队中的一些人嘲笑这是科技专家的幻想，指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迷雾仍然存在，甚至在针对弱小对手看似完美的军事行动中也是如此，1999年北约飞机在打击塞尔维亚坦克方面取得的有限战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文斯自己宣称，巨大的官僚障碍，尤其是个人服务文化的持续存在，阻碍了他梦想的实现。

事实上，有关军事革命的争论仍然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显然，科技变革正在发挥作用，但战争中出现的变化并不仅仅是新科技。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美国及其盟国的部队对抗极其不对等的规模小得多的对手。例如，1999年，南斯拉夫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国防预算的十五分之一。这种不对等对抗的结果或许可以作为指标，但不能证明战争发生了巨大变化。军事革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这需要在更大冲突中收集到的证据才能加以证明。更有可能的是，大国在常规军备领域相互竞争的压力下，迫使现代武装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变化。目前，这样的竞争并不存在，尽管理论上中国反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它的崛起可以为真正的革命提供机会，为自己正名。然而，人们至少可以看出战争中新科技时代的三个广泛特征：质量优于数量，武器的多样化，以及商业科技的军事应用。

历史学家将法国大革命到至少20世纪中叶描述为大规模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的主要形式是大规模军队，通过征兵招募(至少在战时)，并统一配发装备。那些能够最有效地动员人力和军事生产的国家可以产生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大的国家(如苏联)和最小的国家(如以色列)都是如此。从广义上讲，军队越大越好，这与18世纪的情况相去甚远，当时军事当局认为军队不能超过一定的最佳规模，战争方式和经济发展要求保护公民社会不受普遍的义务兵役的影响。

大规模军队的时代已经结束。1991年，世界第四的伊拉克军队几乎被全歼，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在这个时代里，相对落后的科技成为更先进武器的靶子。世界各国都不再施行义务兵役制，缩减了军队规模，甚至在那些实际大幅增加国防支出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土耳其)也是如此。几个趋同的发展导致了这些变化：民用和军事文化之间的日益不兼容，军事训练和科技的费用增加，以及由于部队规模过大造成的局限性。但没有什么比战斗中获得科技优势更重要的了。

一个简单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问任何一个基层野战军官，他们更愿意指挥哪一支部队：一个由54辆M1坦克加上少量步兵和其他支援武器组成的美国装甲营特遣部队，或一个由300多辆中等质量T-72坦克组成的，拥有整师火炮和支援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师。他们将一致选择美国装甲特遣部队。因为，如果能够将高训练水平的士兵、优秀的指挥员和先进的科技完美结合，在某些类型的战斗中，即便与对手兵力比例达到不可思议的1比3，甚至更糟，兵力较少的一方仍然可能获得胜利。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结论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战斗，或者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不成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大量战斗仍然可以证明它，即质量优势胜过数量优势。此外，这种质量还在于人力和科技的结合。使用同样的武器系统时，训练有素的部队可能会更好地对抗训练水平一般的军队，但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对抗很少发生。因此，无论是报纸或每周新闻杂志上出现的对部队的粗略列举比较，还是对于五角大楼的需求驱动模型的看似科学的计算，旧的军事力量评估系统都不再适用。质量作为军事力量主要特征的出现，使相对军事力量计算系统成为过去。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的武装力量都使用相同类型的武器，但总是有细微的不同。明显的差异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例如，盟国在坦克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德国人没有。当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和英国开发出了重型轰炸机，它们既没有被敌人模仿，也没有被他们的主要盟友苏联效仿。此外，英国人专注于优化在夜间条件下进行轰炸的飞机，使其具有巨大的有效载荷和强大的夜航能力，但几乎没有防御能力，而美国人则专注于对工业目标的昼间轰炸。尽管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武器系统都基本相似。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武器系统已经进化得很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这一发展包括三部分内容：直接火力打击武器的发展，新型平台的出现，以及更大的军事科技系统的创建。

第一个发展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JP233反跑道子母弹。该弹能够从一架低空飞行的龙卷风战斗机上发射，主要用于破坏机场跑道，并使敌方难以修复。同时英国皇家空军创新了适合其能力的战术和训练方法。然而，当在海湾战争中接受考验时，事实证明，对于不得不在伊拉克机场跑道上低空直飞的飞行员来说，这几乎毫无用处，而且确实很危险。JP233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弹药，实际上是为欧洲常规冲突的情况而单独设计的。它的目的是：在东西方战争初期，通过暂时破坏华约空军基地，来减缓苏联战斗机数量的激增，让人数更多的北约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空中优势。然而，在伊拉克，数量(更不用说质量)平衡恰恰相反。伊拉克空军基地比华沙条约组织的空军基地大得多，这意味着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必须在目标防御范围的周边进行更长时间(因此更危险)的飞行。不像华约的基地，伊拉克空军基地有许多跑道和滑行道，可以持续保证战斗机起降。然而，由于数量和质量上的劣势，战斗机几乎没有起飞!（见表7.2）

低端高爆炸弹的时代，即使还没结束，也已接近尾声。反坦克导弹携带的弹头可能不是一个，而是几个，专门设计用来炸毁多层反应装甲，然后穿透坦克复杂的复合装甲。制导炸弹的战斗部设计趋于复杂智能，它不仅能穿透几层混凝土和泥土，而且在实际引爆内层之前会计算出它已经穿透的装甲层数。

军事科技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多样化。过去几乎所有超级大国都有类似的武器系统，现在不再是这样了。比如只有一个国家——美国，能够配备像B2这样的大型隐形远程轰炸机。能够配备大型综合水面舰艇的国家也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大多数国家可以配备高精度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无人机，以及最新的(也是最致命的)反坦克导弹。这并不能保证一方或另一方的成功，但这意味着，军备竞赛仍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并且更有可能是不对称的。

一架飞机的性能涉及到许多方面的有效指标，包括爬升和转弯速率等，这里统计的只是其中的几个关键数据。通常某项参数的异常是有其特殊暗示意义的，比如日本人的“零”式飞机，他们通过良好的设计和减少装甲使其具有极大的作战范围，这是他们在太平洋地区行动所需要的。其结果是使其机动能力很强但防护能力较弱，当被击中时，往往会被摧毁。P-51是一架大型飞机，安装了强大的梅林发动机，续航能力比空战对手高出50%。因此盟国就拥有了一架远程战斗机，可以护送轰炸机进入到德国的核心地带，也可以投射炸弹和炮弹。此外，美国和英国偏好标准化武器，而不是BF-109和Zero上的混合装备，这种微妙差异缘于不同国家的武器设计风格和对空中火力的重视程度。

因此，曾希望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现与以色列平起平坐的叙利亚，已经不再试图在空中与以色列空军对抗。相反，它依赖于俄罗斯制造的先进的防空系统，部署数以千计不同类型、不同质量的地对地导弹。在这件事上，非国家武装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也是如此。

第三种形式的军事进化与武器系统本身的发展无关，而是与极其复杂的作战系统发展有关。传感器与指挥控制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例如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中指挥盟军空军的空中行动中心就是一个例子，未来其他的实例肯定还会出现。美国海军的联合作战指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基于系统中的整体数据库，它允许编组中的所有船只共享一个战场态势。空间指挥和控制系统也是如此，它使军事人员能够跟踪近地轨道上的大多数物体，并协调航天器的运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些系统反映的不是传统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运行模式——信息流向上流动，决策流向下流动，而是一种等级更加严格的信息共享机制，并伴随着传统理解上的某种职权分散。

工程师们使用术语“系统集成”来描述将一系列科技组合在一起以实现某种目的的技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备这样的技艺：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已然具备，正如它们成功的航空工业所表明的那样。日本发现这很困难，而中国和俄罗斯则好坏参半。国家的常规军事力量运用越来越依赖于将传感器和武器组合在一起，并使它们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中共同发挥作用。其他形式的军事力量(一方面是恐怖主义或低强度战争，另一方面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则不需要这些能力。

军事科技在一定比例上总是来自民用科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数十万盟军士兵运送到世界各地海滩上的著名的希金斯船，就是对最初设计用于佛罗里达州沼泽地的一艘小船改装而成。更广泛地说，诸如电报和铁路等民用科技都会不时地对战争的进行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发达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建造了庞大的研究机构，并在尖端科技领域进行研发，此时军事发明往往更多地溢出到民用领域，而不是反过来。就像晶体管和现代喷气发动机，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都是诞生于军事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这在国防部的“ARPANET”中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由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发的系统，能够在核战争发生时传输信息。同样，天基传感科技也源于西方和苏联为军事目的而开发太空的努力。

在这些方面，到了信息时代就完全不同了。民用科技，特别是在软件领域，领先于军事应用。民用加密系统，以及传输秘密信息的光纤电缆，使得即使是非国家个体也能进行安全通信。即使民用科技还没有引领军事科技(例如，在天基传感方面)，它也不会落后太远：今天的民用卫星可以达到一米甚至更精确的分辨率，这在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军事领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使用电子地图、卫星图像和GPS坐标以及自动导航的游客，只需点击任何一台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就可以免费获得所有这些信息。这些趋势将继续，因为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巨额资金以及有才华的科学家将转向民用领域，而不是军事部门。毫无疑问，没有军事科技发挥作用，信息就没有价值，但是信息，以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是现代常规战争的核心。

这三个趋势——质量优于数量，武器的多样化，以及商业科技的军事应用——通常有利于发达的民主国家。他们需要先进的工业设施进行制造，需要熟练的劳动者进行维护，最重要的是，需要开放的组织以实现灵活使用。这些都是民主国家最有可能具备的特性。就在几十年前，许多观察人士深思熟虑后认为，相对于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国家，民主国家处于近乎无法扭转的劣势，事实上，许多弱点仍然存在：优柔寡断、动荡、纪律不严以及对伤亡的过度敏感性等。然而，除此之外的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优势：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这使得军事装备可以负担得起)，他们的公民对科技变革的相对认同感，以及动态的、平等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培养了人们分享信息而不是垄断信息的意愿。就目前而言，无论如何，信息科技的崛起似乎巩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传统统治地位。

战争的新时代有三个主要特征：质量优于数量，武器的多样化，以及商业科技的军事应用。

在历史上，有几次发展曾经汇聚在一起，创造了一场军事革命。

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武器的精确性、远程性和情报的变化使许多人相信新的军事革命正在发生。

最近，实力悬殊对手之间的冲突使得很难辨别是否发生了真正的军事革命。

在先进的常规大国日益增长的科技优势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战略悖论，这些国家发现自己被非常规的对手所迷惑，甚至被击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游击队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1991—2000，尽管之前曾发生过小规模冲突)而未获成功，这是令人极其沮丧的，同时也表明一支拥有高科技武器的极其先进的部队，会被一个狡猾的对手击败，这个对手知道如何利用民主国家对自身伤亡的敏感度和国际舆论对陷入交火的平民的关切。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推翻后，驻伊美军受到频繁的叛乱活动的困扰，在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中伤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当时快速、暴力和压倒性地向巴格达进军过程中的伤亡人数。这些经验，就像前十年俄罗斯在车臣的经历一样，使一些人认为在现代战场上进行游击战或非正规战争可以减少或消除科技优势的重要性。

这并不完全正确。现代游击队和恐怖分子利用手机、电子触发装置和极其精密的炸药制造炸弹；对抗它们的人则会使用更先进的电子扫描和对抗方法，例如无人驾驶飞机可以搜寻到埋设简易爆炸装置的人，精确制导导弹可以摧毁建筑物中的特定车辆或房间。在2004年11月费卢杰艰苦的城市战斗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仅为十人，而在越南战争中，同样也是城市战斗，伤亡却达到数百人。前几年以色列人在西岸和加沙城市中的作战行动损失也同样较低。因此，即使在低强度的冲突中，科技仍然至关重要，科技竞争——比如炸弹制造者和寻找炸弹者之间，伏击中的游击队和准备战斗的车队之间，那些保护投票点的人和那些试图阻止选举的人之间——持续存在。

对于科技上处于劣势的大国来说，另一种不对称的战略可能也是如此，凭借配备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部队，非民主国家获得了制衡比他们更富有、更老练的对手的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常规优势的可能性。即使是最好的导弹防御系统（这些系统已经部署，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也不能保证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消除这样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在先进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竞争中，真正的核优势，如果存在的话，将会倾向较发达的国家。在随后的对峙中，低强度的冲突将此起彼伏。

毫无疑问，非常规战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竞争环境，但更多的是在战略方面，而不是在作战方面。游击队或恐怖分子的战略可以在对手的公众舆论和政治决心动摇的情况下起作用。尚不清楚繁荣的自由民主国家是否总能很好地应对这些威胁。民主可以忠于自己，包括在不采取广泛监视本国公民、控制人口、甚至暗杀在内的战略的前提下发动常规战争，但这样一来，就更难以与恐怖主义和叛乱作斗争。从长远来看，这些战略会侵蚀其价值观。此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民主社会能够承受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京或广岛居民所遭受的那样突然的大规模伤亡。面对这样的苦难，富裕、自由的国家将会有多大的恢复能力，还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目前为止的事实证明，先进的自由主义国家可以使用从生物识别到机器人等一系列现代科技，来打击非常规的对手并取得成功。以色列成功地遏制了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减少了自己的伤亡，并给极端主义组织的中高级领导层造成了严重损失，这说明高科技作战的有效性。同样，美军在伊拉克的一场镇压叛乱行动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这场行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截至2012年，约有4500人死亡，受伤人数接近这个数字的七倍）。可以说，这一行动虽然在早期阶段处理不当，但在最后阶段取得了胜利。在这两种情况下，高科技都起到了限制损失和取得一些成功的作用。

优越的常规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非对称措施（如非常规战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加以制衡。

然而，高科技继续在这一领域的冲突中发挥作用。

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关键的问题都涉及到民意是否支持冲突持续。

非对称作战对新军事科技主导地位的威胁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同时，现代军队应对信息革命带来的挑战已经足够困难，比如人事问题。工业时代的军队可以很容易地与私营企业竞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私营企业相似。以士兵、士官和军官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类似于工人、工头和管理人员的分层。待遇和地位的结构是相似的，甚至可以在军队中为更多的高薪科技专家腾出空间，就像在民间环境中一样。

在信息时代，军事组织和民间组织之间的相似之处已经被打破。军事组织仍然比许多民间组织更加等级森严，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获得所需的人力资源。民用部门的软件工程师是收入很高、相当自主的员工，在相对较少的监督下工作。武装部队在这些领域招募(更重要的是，留住)有技能的人员变得极其困难。在军队内部，年轻的军官们才华横溢、咄咄逼人，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方企业正向他们敞开大门。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保留他们继续服役是很困难的，不仅仅是因为待遇不平等——这些问题一直存在——还因为民间组织往往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行改变、自治和承担不受约束的责任。

信息科技对战争行为有其他的，也许是更微妙的影响。一般来说，信息流越大，集中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皇家海军和后来的美军将反潜作战集中统筹在陆上指挥机构中，这些机构在可靠使用远程无线电通信和情报搜集方面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发展。然而，这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例外。今天，视频会议和数据的电子传输意味着国家首脑可以对他们的下属进行严密的监督。这种影响存在于整个军事等级制度中：对中层和高层领导人来说，控制一名下级军官已经成为一种本能的愿望。这种冲动越强烈，军事行动的政治性就越明显：当一场拙劣的行动结果几乎同时出现在CNN和其他百余个网站上时，上级当局对利用科技实现控制的倾向就变得越来越强烈。

现在的战争经常都是发生在摄像机和卫星监视下。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索马里的干预中，美国海军突击队在大部队到达之前预先潜伏上岸，却发现早有一群记者在等着他们。今天，叛乱分子能够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就把袭击北约驻阿富汗部队的照片发布。但也有例外:俄罗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大部分时候将媒体拒之门外，而卢旺达大屠杀也发生在记者能够深入报道之前。然而，2000年随着巴勒斯坦起义，阿以冲突重新开始，被证明是常态化的投掷石块和射击行动被记者发现并报道。舆论宣传，本来一直是战争的附属品，却成为阿以斗争的核心要素。双方都发现自己在筹划军事行动时，不仅考虑了传统的地理和战术因素，而且还考虑了宣传因素。成年人指使扔石头的巴勒斯坦孩子们摆出最佳的姿势，让14岁的孩子拿着石头对抗19岁拿步枪的孩子。在经历了一些惨痛的失败之后，以色列人恢复了狙击行动，为了躲避记者团队，在深夜进行绑架和暗杀。随着冲突扩展到网络空间，双方都创建了自己的网站，并试图摧毁对手的网站。现实战场和虚拟战场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变化在伊拉克战争中持续存在，但这场战争发生了更可怕的转折。叛乱分子实施了绑架和可怕的斩首策略，这不仅在阿拉伯电视广播播出，相关电影剪辑也出现在圣战网站上，目的是恐吓对手，阻止外国援助，并争取新的支持者。在某种程度上，它取得了一定效果。

地方企业对军队保留军事专业知识人才构成重大挑战。

信息科技可能导致军事控制更加集中。

媒体对冲突的报道给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带来了挑战。

军事科技使战争面临比前几个世纪复杂得多的环境。就其影响程度而言，不得不说过去科技占主导地位的战争形式很少，但今天却很多。武装部队也相应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新科技带来的变化远没有结束。各国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太空，而且由于它们对太空的日常通信、导航和信息搜集的依赖，几乎肯定会将战争推向太空。目前，似乎没有任何国家在太空中部署或使用了武器，以用来摧毁他国的卫星、其他目标或使它们失效。同样，各国也对地球上能够影响天基系统的科技进行了试验，但尚未使用。然而，科技显然能够实现这一点，可以使用激光武器使卫星失效，或者仅仅是一块金属从太空坠向地球，就可以向几百英里以下的目标释放巨大的动能。全面战争向太空的延伸，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战空间从地表向空中拓展一样。新的组织、新的作战条件、新的先发制人时机、新的战争方式等，所有这些将在一夜之间开花结果。

战争似乎也在向网络空间转移。到目前为止，尽管不断有关于淘气的青少年、狡猾的罪犯，或邪恶的特工对计算机系统造成破坏的报道，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网络攻击造成了大规模的致命破坏。然而，在理论上这仍然存在可能。据报道，2009年在伊朗核项目上散播的一种强大病毒，在阻止伊朗核项目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随着空间的开放，网络空间中对对手战争潜力的攻击将引发新的组织、概念和作战方式的盛行，这是与常规战争平行但又截然不同的概念方式。(参见第16章，特别是“战争性质即将发生的变化？”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即网络力量可能会改变冲突。)

第三次变革已经在进行中，制造业进步显著，特别是在被称为纳米科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领域。虽然人类完全脱离战场的可能性极小(即使仅仅是因为战场会主动来到他们身边)，但更多的危险工作可能会由小型、自主、智能的机器代替，这些机器会爬行或飞行，或者只是原地待命，对对手进行识别和攻击。将自主机动和智能化的地雷部署到陆地上，可能会使对手的常规力量难以机动。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器的发明将意味着人类已经逐渐开始将大部分决策能力让位给硅芯片。这个过程已经在某些领域很好地进行着。例如，现代飞机本质上是十分不稳定的，应该最好由自动控制系统来调整它们的飞行姿态，而不是人类。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科技变革最有趣和最主要的成果可能来自它对人类如何思考和进行战争的影响：如何筹划军事行动，如何分配责任，如何计算军事影响，如何协调手段和目的。未来的第四次变革可能是最深刻的，并已经开始隐约可见。生物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改变自身体质逐渐成为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希腊哲学家耐人寻味的理论可能性，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人员的奋斗目标。毫无疑问，阿道夫·希特勒或萨达姆·侯赛因会利用生物科技资源来培育新型人类，比如超级士兵，让它们无所畏惧、至死忠诚并可以为他的目的服务。我们对战争的共同理解建立在其深刻的人性特征之上，这些特征自荷马或修昔底德时代以来一直没有改变。然而，不能因为超级战士是同一个物种，就不断制造它。如果是这样，人类终究会被各种各样的生物所取代，其中一些是“新人类”，而另一些在某些方面则是超人。战争本身将成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人类冲突的活动，就像相互竞争的蚁丘之间的杀戮斗争，或狼群对鹿群的跟踪一样。

思考题

1.以坦克等具有代表性的军事科技为例。举例描述这些设计中的国家风格?

2.什么是隐身技术？交互的概念适用于它吗？

3.在哪些情况下，军事科技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科技知识和教育背景?在哪些情况下，军事科技可以降低甚至没有这种要求?

4.哪些军事科技只有美国拥有?其他大国、地区、组织的呢?

5.美国有哪些“科技优势”的例子？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这种领先优势有多脆弱？

6.网络战真的是“战争”吗？还有其他隐喻可以更好地解释它吗？

7.如果战争延伸到太空，会不会对商业或军事科技产生更大的影响？

8.哪些科技对进行非常规战争最有用，包括游击和恐怖行动？

9.在适应科技战争不断变化的性质和问题方面，民主政体是否比独裁或极权政权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10.生物科学的进步使各国军队能够大大提高士兵的能力，远远超出目前的水平，这些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战略和道德影响？